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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推倒“围墙”建设科创强国

发布时间: 2019-11-12 21:03:36   |  人气: 3148

东道主王晓霞

客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马明杰

赵刚,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郑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科技力量、质量力量、空间力量、网络力量、交通力量、数字中国、智能社会等。,共同构成了建设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主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正朝着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迈进。

中国科技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中国经济时报》: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总体而言,科技创新呈现出从数量积累到质量飞跃、从点突破到系统能力提升的加速趋势。它显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具备了从一个科技大国加速成为科技强国的基础和条件。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和做法值得总结?

郑良: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几乎是从零开始的。1956年,中央政府号召“走向科学”。在“以发展为中心,与时俱进”的方针指导下,国家初步建立了由政府主导和布局的科技体系。它打破了封锁,努力增强实力。它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自我完善的灵魂。1956年,中国制定了第一个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1963年,中国制定了第二个国家科学技术长期发展计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发展迅速,科技实力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放在国家整体发展的核心位置。

同时,在市场竞争的主体下,民营高科技企业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联想、方正等高科技企业从科研机构转移到市场,播下科技创新的种子,让华为、中兴等科技巨头真正成长起来。外资企业的进入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的技术创新。

赵刚: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科技事业由穷到全,由基础研究和应用开放到工业化,由大学、科研机构到企业研发平台,建立了世界独一无二的现代科技创新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建设现代科技强国。注重重大问题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改革开放后,航天、航空、核能、高铁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的突破,都是国家体制优势的体现。

我们有一群勇敢奉献、不在乎个人得失的科学家。解放初期,老一辈科学家放弃了国外的优惠待遇,回到中国在贫困和贫穷的基础上参与科学研究,为祖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后来,我们有了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在科研的第一线坚持不懈地推动我国的科技事业。

对外开放与合作使中国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可以说整合了全球优势资源,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发展。

马明杰: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科技的长期投资。作为一个技术赶超型国家,中国的R&D支出长期以来一直由政府投资主导。直到21世纪初,企业才超过政府成为科技投资的主力军,其比重持续上升。然而,政府一直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投资者。

中国长期以来坚持以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实施综合配套改革。中共十八大后,相对分散的国家科技计划被纳入五大科技计划。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政府支持的重点也从产品研发转向赛前研究。政府对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此外,政府的科技管理职能不断调整。

中国也充分发挥了地方和基层自下而上进行改革和探索的积极性。通过以高新区为载体实施管委会制度,为创新创业创造良好环境。对于一些有争议或短期内难以实施的改革或政策,应先在高新区等几个领域实施,积累经验后再在全国推广。近年来,一些改革已经扩大到高新区以外,以开展试点项目,例如在省市两级启动综合创新和改革试点区。

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也从导向转向包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政府已经从支持单一、具体的环节和行业转变为更加全面地覆盖整个创新活动链,鼓励各类企业和行业开展创新活动。从直接资助到更多地使用研发加扣除和其他包容性税收政策。在过去十年左右,促进新技术和新产品应用的以需求为导向的政策逐渐增多。

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有待完善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未来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方面将面临哪些挑战?

郑良:目前,中国还需要完善和加强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

与世界科技创新领先国家相比,我国在鼓励科技创新,如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仍有一定差距。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专利申请国,但它还不是一个主要的专利国,专利质量有待提高。此外,市场上仍然很少有企业能像华为这样长期真正投资知识产权。此外,创新投入大、回报低、保护和惩罚标准低仍然是制约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创新最终取决于面向市场的投资和支持,以便真正具有活力和可持续性。过去,我国的科技创新主要以政府投资为基础,这在领先阶段是可行的,但长期的支持取决于资本和风险投资机构的进入以及市场的力量。

政府应该增加对基础研究领域的支持。此外,应以更稳定的方式提供持续支持。科技创新的突破要求广大科研人员努力做到心不在焉,脚踏实地。创新成果往往没有计划。政府应该为研究人员自由探索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基础研究决定了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瓶颈”问题的根源在于基础研究的薄弱。我们必须面向未来,着眼于中国创新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扎实做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使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立于不败之地,立于不败之地,奠定基础。

赵刚: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原始创新能力薄弱。此外,科技体制不能充分激发科技人员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还需要进一步改革。主要表现在现有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研人员(论文和书籍)评价机制僵化理论化,成果与市场难以形成良性循环。

宏观科技管理的整体协调也不够。目前,科技创新涉及多头管理,国内许多部门和机构实行分散管理,导致资源分化。很难集中精力高效率地解决一些重大科研问题。

科技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突出表现在科技资源与产业结构之间缺乏高度一致,科研机构重视理论研究成果,与企业缺乏沟通与合作。

国际环境的变化给科技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目前,国外的一些技术限制促使我们依靠具有自主产权的科技创新。如果我们不开发关键技术,无论如何提高质量,我们都会被别人“卡住”。

马明洁:有三个挑战。首先,政府如何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让市场在创新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目前,中国科技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除了发展阶段的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约创新的制度和机制障碍尚未消除,一些符合创新规律的基本制度尚未建立。与此同时,政府的科技管理职能需要进一步转变,从赶超走向前沿。

第二,如何创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解决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问题。企业是R&D创新的主导力量,创新是企业进行健康竞争的主要途径。当更多的企业为创新而竞争,而不仅仅是为成本和价格而竞争时,经济就会有活力和竞争力。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可以引导企业走向创新和发展的道路。

第三,如何真正加快和实施科研机构和大学的自主权改革。目前,由于缺乏直接的市场激励,科研机构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效率。我国科研机构改革需要尽快结束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加快建立有效的现代法人制度。与此同时,近20年来,在我国高校快速发展的同时,政策取向错位和激励过度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必须引起重视。

完善科研生态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创建一个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你有什么建议?

马明杰:我们需要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创新政策的转变。深化国家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改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转变政府支持的重点和方式。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在政府研发资金中的比重,加强制约产业发展瓶颈的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研发以市场应用为目标,技术路线和研究方向主要由市场决定。加大对普惠性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更加注重政策的公平性和包容性。

创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制造环境,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增强企业创新动力,拓展企业利润空间,使企业能够通过市场创新获得更多的市场利润。同时,我们应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要加强对知识产权和消费者的保护,尽快形成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和创新的强制机制。

建立符合科研规律和功能定位的科研机构法人制度是新发展阶段科研机构改革的根本方向。只有理顺科研机构法人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形成符合科研规律、鼓励艰苦研究的激励机制。同时,要重视高校在人才教育和培养中的核心作用,让高校回归教育。正确认识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中的作用,高校成果转化最终取决于专业技术转移机构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渐进而缓慢的。解决“瓶颈”等关键技术问题需要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的长期投资。必须脚踏实地地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免操之过急。在基本制度和政策安排方面,科学家、研究人员和企业应放心进行科学研究和创新,最终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郑良:目前,我们应该提高创新体系的效率,从制度上完善创新机制,建立基于创新的市场竞争环境。要创造公平、合法、开放的市场环境,鼓励大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走在科技创新的前沿,支持创新型中小微型企业发展。同时,建立健全协调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促进各类创新要素有序流动、综合集成和高效利用,疏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渠道。

中国应该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机遇。科技创新的系统设计应以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为重点,它们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全新的生产要素。中国应该在这些领域建立新的规则,并促进新制度的建设。新形势下,政府应在科技创新中重新定位。政府应在基础研究中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加大人员建设和财政支持力度。同时,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对于前瞻性和基础研究,政府应该做三件事:建立道德标准、建设基础设施和确立长期目标。

赵刚: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明确的行动目标,解决“瓶颈”和长期难以攻克的技术难题,并将这一目标提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要形成全国象棋比赛的思维,协调各种资源,打破各种部门壁垒,推倒科技创新中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墙”,为科技创新和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各种支持。

继续深化科技领域“管理服务”改革,进一步突破科研人员限制,加快完善科研项目管理评价和收入分配制度,为相关管理部门开辟绿色通道。此外,运动必须快。

同时,我们应该加强对外开放。2018年,科技部和财政部颁布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可以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承担中央政府的科技项目,并获得项目资金支持。其次,应该把这种开放措施推广到国外,以吸引更多的人才。

我们还需要建立良好的创新环境,使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虽然目前这些企业规模小,收入低,但他们有很好的团队和技术。如果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率先使用企业的国内研发产品,为中小创新型企业提供成长环境,未来将有大量华为等大型企业在其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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